十八岁那年，我背着褪色的双肩包，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。车窗外的故乡在晨雾中渐渐模糊，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眼神炽热的年轻人。我们交换着廉价的香烟，谈论着对深圳的想象——那里有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，有彻夜不眠的流水线，有传说中弯腰就能捡到黄金的深南大道。
初到白石洲的出租屋只有八平米，却住着四个怀揣梦想的躯体。我们在盛夏共用一台嘎吱作响的电风扇，在冬夜分享同一碗加了荷包蛋的泡面。第一份工作是在电子厂贴标签，每天重复三千次相同的动作，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的胶水痕迹，成了我们青春的独特纹身。
二十岁生日那天，我在人才市场拿到一份网吧网管的offer。那些年见证了无数通宵打游戏的少年，也自学了服务器维护和网络布线。凌晨三点给泡面加开水时，常遇见同样熬夜做UI设计图的阿峰。他说：“等攒够钱就去华强北开个柜台。”后来他真的去了，只不过不是当老板，而是成了山寨手机流水线上的质检员。
二十五岁似乎是个分水岭。同乡的阿珍嫁给了在东莞开五金厂的台湾人，搬走时留下了半瓶洗发水。出租屋里开始有人讨论房价，龙岗的楼盘从每平八千涨到两万时，我们还在计算这个月加班费够不够报个JAVA培训班。我尝试过创业，和两个工友在民治开了家手机维修铺，却在华强北翻新机的冲击下，三个月就贴出了转让告示。
二十八岁在宝安机场送别父母，他们白发间的闪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母亲偷偷在我行李箱夹层塞了一万块钱，父亲只是重复着：“实在不行就回家，县里新建的工业园区在招技术员。”那晚我在返程的地铁上，看见玻璃倒影里那个穿着皱巴巴衬衫的男人，突然想起十八岁那年火车窗上的自己。
疫情三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捆稻草。关闭的培训班退不回学费，合租的室友陆续离开，房东在微信里催缴房租的语音越来越长。某个加完班的深夜，我站在天桥上看着依旧车水马龙的深南大道，发现那些璀璨的灯光没有一盏为我而亮。
三十三岁生日当天，我把维修工具送给楼下便利店的老乡，将积攒的技术资料整理成电子文档。在技术转让平台上挂出“十年电子设备维修经验包教会”时，突然想起多年前阿峰说的：“在广东，连失败都可以标价出售。”
返乡的列车朝北行驶，手机相册自动生成“回忆深圳十五年”的合集。有在大梅沙看日出时拍的模糊光影，有城中村拆迁前最后的烧烤摊，有工牌上逐渐褪色的照片。列车穿过南岭隧道的那一刻，我给所有还留在广东的朋友发了同一句话：“青春抵押给了流水线，现在我要赎回余生了。”
如今我在县城的技术学校教电路维修，窗外能看到小时候爬过的山。偶尔有学生问起广东的事，我会指着教学用的电路板说：“你看这些线路，走得再远最终都要形成回路。人生也是这样。”
去年冬天收到阿峰寄来的喜帖，他在东莞买了套六十平的小房子。请柬背面用圆珠笔写着：“还记得白石洲那台电风扇吗？它现在收藏在深圳博物馆的‘打工时代’展区。”我把它压在书桌玻璃板下，旁边是那张十八岁时的火车票。
岭南的木棉花应该又开了吧？那些落在岗厦天桥上的花瓣，会不会被某个初来乍到的少年误认成故乡的柳絮。而我在北方小城的春雨里，终于听懂了当年工厂广播里天天放的《广东爱情故事》——原来唱的不是爱情，是所有来不及告别就仓皇落幕的青春。
